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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不是以一種形式，而是以多種形式同時存在。人們喜歡描述那種被稱作市場經濟的形式，經濟科學的也是依據這些看似「透明的現實」進行論述。作為市場經濟獨特標誌的競爭並未全面支配整個經濟活動，在市場之下存在一個不透明、卻是每個人到處都會遇到，最起碼、最基本的活動─物質文明。它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近距離的物物交換、勞務交換。

市場之上也有一個不透明的層次，我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活動場所。沒有它，資本主義是不可想像的；資本主義不但置身其中，並且在其中繁榮。此類資本主義說是例外，但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它是始終是跨國家的，它與過去存在的各家印度公司和其他在法律和事實上存在的大小壟斷組織具有親緣關係，與現有的壟斷資本主義也一脈相承。

作者簡介

費爾南．布勞岱爾(1902-1985)

法國年鑑歷史學派第二代大師， 1984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1920年入巴黎大學文學院攻讀歷史，1923年畢業，經過一段在海外中學教書的經歷之後，1937年回國時遇上年鑑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的費弗爾，開始受其影響。二次大戰爆發後受徵召入伍，在1940年被德軍俘虜，關在戰俘營近五年，在裡面開始寫《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初稿，而在1947年成為他的博士論文並通過考試，1949年出版。1946年，他加入《年鑑》學報的編輯部，其後與費弗爾創立高等實驗研究院第六部（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前身）。1956年-1972年間，擔任該部主任。1984年他當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翌年逝世。

布勞岱爾受到費夫賀(Lucien Febvre)等第一代年鑑學派史家的影響，在歷史研究上主張從地理時間、人文時間、各別時間三個層次來探討。以《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為例，他不像傳統的歷史寫作，以政治、軍事史為主，而是先從地理環境出發，其次探討社會經濟型態，最後才以這些為基礎，來說明當時的政治軍事等事件。在他看來，那些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著重探討的軍事政治衝突只是地中海地區文明長期發展之中的一個小小的波瀾而已。

他認為歷史可區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認為歷史學家更重要的是研究長時段的發展，而不是僅去對短時段的政治軍事等事件作詳細研究，而要從數十年的中時段的週期波動的探討中，進一步找出百年甚至數百年以上長時段中，整個文明的發展趨勢以及延續於其中的基本社會經濟文化等結構。1958年，他寫有專文《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闡明上述觀點。

這種重視長時期的結構的作法，也在本書《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能表現出來，在探討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問題時，他不直接從資本主義的表面發展下手，而是在三大卷的著作中，第一卷先探討這幾百年之中，一般人的日常物質生活，其次再以一卷的分量，探討與一般人生活相關的交換制度、市場制度。進一步在第三卷才開始討論，基於這些超乎日常生活的，以少數大商人經營為主的資本主義式經濟的發展過程。

第一章 數字的份量

所謂物質生活，無非就是人和物，物和人。研究物—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奢侈品、工具、貨幣、城鄉設施，總之就是人使用的一切—並不是衡量人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方法。分享地球富源的人的數量也有其意義。使人一眼看出今天與一千八百年前的人類世界有何不同的外在標誌，正是近年來人口的異乎尋常的增長：一九七九年的增長速度尤其驚人。在本書涉及的四個世紀裡，世界人口大約翻了一翻；而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人口每隔三十、四十年就增加一倍。這顯然是物質進步的緣故。但是，人口增長既是物質進步的結果，又是它的原因。

總之，人口數量猶如一個靈敏的「指示器」，我們可用它為成功和失敗作出總結；它也是一張全球人口的分佈圖：這裡的大陸人煙稀少，那裡的人口已過分稠密；這裡已有文明，那裡還是原始的文化；它顯示出人類各群體之間的決定性關係。奇怪的是，從古到今，這種地理差異也許最少發生變化。

可是，人口增長的速度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目前，根據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快慢的分別，但總是在繼續增長。以往的趨勢則如同潮汐一般有起有落。人口起落這一交替運動是往昔生活的象徵，一系列的停滯和高漲循環反覆，前者竭力抵消後者，但始終不能完全做到。同這些基本現實相比，其它一切或差不多一切都顯得次要了。我們的出發點肯定必須是人，然後才是談論物的時候。

世界的人口數字還有待推測
如果我們對當今世界人口的了解還有百分之十的誤差，我們對過去世界的認識就更不完善了。可是，無論在短時段或在長時段，無論在地區的局部範圍內或就世界的整體規模而言，一切都同人口數字及其波動相聯繫。

漲潮和落潮：潮汐體系
從十五到十八世紀，一切都隨人口的增加或減少而變化。如果人口增長了，生產和交換同時也會相對增加；在荒地、樹林、沼澤或高山的邊緣地帶的種植業就會發展；手工工廠就會興旺；村莊和城市—特別是城市—的規模就會變大；流動人口會增多。人口增長的壓力越大，人們作出的建設性反應也越多，這是無聲的命令。當然，戰爭和爭吵、海上和陸上的搶劫也跟著氾濫；軍隊和武裝團伙日益膨脹；社會比平時創造出更多的新富人或特權者；國家的繁榮既為人造福又留下創傷；人們比平時更容易達到可能性的邊界。以上都是常見的徵兆。然而，我們不宜無條件地讚譽人口的激增。它有時是好事，有時是壞事。隨著人口的上昇，人們與占有的地域、擁有的資源的關係也發生變化；人口在增長過程中要跨過幾個「臨界域」1，每跨過一次，它的全部結構都勢必改組。總之，情況絕對不是那麼簡單劃一：過重的人口負荷往往會—在過去則始終會—超過社會的食物供應能力；這個在十八世紀以前純屬老生常談的道理，今天在某些落後國家還有其意義。生活福利看來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因為，每當人口激增，生活水平就會下降，食不果腹、窮愁潦倒、離鄉背井的人就會變得越來越多。疫病和饑荒（饑荒帶來疫病，疫病伴隨饑荒）在需要養活的人口和困難的食物供應之間，也在勞動力和就業機會之間恢復平衡，而這些極其粗暴的調整正是綿延幾百年的舊制度的重要特徵。

如果要在西方的時鐘上提供幾個確切的時刻，我想指出：人口在一一○○至一三五○年之間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增長，另一次是從一四五○到一六五○年，新的一次從一七五○年開始，此後不再有倒退。因此，關於人口增長，我們就有三個可相互比較的大階段，本書著重研究的前兩個階段都緊接著發生退潮，一三五○至一四五○年的倒退極其急促，一六五○至一七五○年的那次較和緩（與其說退潮，不如說減速）。今天，落後國家中的人口增長雖然導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但幸而不再造成大批人死於非命（至少從一九四五年以來是如此）。

每次退潮都解決一定數量的問題，消除一些緊張狀態，使倖存者享有較好的生活條件；所謂惡病惡治，但畢竟行之有效。十六世紀中葉黑死病流行，接著瘟疫蔓延，帶來了嚴重的打擊。但等這場浩劫剛剛過去，遺產便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只有良田才繼續耕種（費力少而收成高），倖存者的生活水平和實際工資全都提高了。一個新時代因此在朗格多克起：從一三五○到一四五○年，那裡的農民及其宗法家族有大片空地可供支配；樹木和野獸侵入過去欣欣向榮的鄉村2。但是，人很快又大量繁衍，奪回被野獸、荒草侵占的家園，清除耕地中的石塊，剷除大小樹木。人口增長又成負擔，再次造成貧困。從一五六○年或一五八○年起，在法國、西班牙、義大利乃至整個西歐，人口過剩的情況再次出現3。單調的歷史重新開始，計時器的漏斗倒轉了過來。人只是在片刻間得到幸福，等他剛剛醒悟過來，已為時太晚了。